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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作者：徐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自然资源部法治研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近年来，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和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两者承前启后相互衔接，在确保“十四五”时期“一规划两纲要”的统一协调的基础上，为构建更加完善更加与时俱进的法治中国，绘就出了宏伟蓝图，为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指引了更加明确的方向。法治中国建设是中华民族需要长期坚持的一项光荣而重大的历史任务，也是中华民族必须面临的一场自上而下的深刻的社会变革。法治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的重大工作，必须加强党中央对这一重大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领导是法治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是领导一切的，这是新时代党建实践的升华，对党建理论认识的一次重大飞跃，也是建党百年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党领导一切自然包括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法治工作只有在党的领导下，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才能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的作用，才能更好地服务社会、造福人民，所以坚持党对法治工作的领导，是确保法治工作正确方向的前提，是法治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在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一体推进党的建设和法治建设，这是我国法治建设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和法治关系在党的建设中的集中反映，关键在正确认识党和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必须抓住党的全面领导这个根本，并以此为一切活动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

　　社会主义法治之所以能固根本，长期造福人民，历史和现实都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它是由我国宪法和法律的性质决定的，是历史的必然、人民的心声。新中国成立之初，就通过宪法这一根本大法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不断强化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全面推进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方针，我国法治化进程全面提速，民主化进程全面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立足我国实际，在更高起点上统筹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中国建设全面有序推进。与此同时，党中央不断推进司法改革，强化全面依法治国的体制机制建设，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我国法治建设全面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党中央从战略部署的高度对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顶层设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决定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行新的战略部署，注重从顶层设计、总体布局、统筹协调等方面全面系统阐述新时代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思想和重大意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规定》，明确党政主要负责人为切实履行法治建设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这些将进一步促进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法治的最大优势的发挥。

　　党的领导是破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的重要法宝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法治的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首先必须要搞好法治建设。法治建设是一项复杂系统的工程，涉及到国家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外交等，涵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领域各环节，事关国家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当今世界局势变化多端，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改革攻坚的深水期，发展稳定安全任务艰巨繁重，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法治领域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问题不断凸显，改革发展面临许多难啃的硬骨头、难铲的绊脚石。中国共产党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们破解法治领域一切改革难题的前提。坚持党的领导，要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在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讲政治和讲法律的有机统一，要在大是大非面前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要不断提高对新时代党的思想理论的政治领悟力，要不断提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落实的政治执行力，这是我们破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的关键。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牢记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自信自立、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才能充分发挥党协调各方力量资源的优势，才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攻坚克难，不断取得新的突破性进展，才能迎刃而解法治领域改革难题。要破解法治改革领域的难题，必须加强立法，立法必须科学，科学立法是解决一切难题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基础，公正司法是防线，全民守法是关键，四个方面紧密联系互为支撑。不断加强体制机制建设，要立足于制度完善，着眼于体制改革，致力于机制创新，要全面深化司法领域的改革，为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建设营造优质的法治环境。

　　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法治与政治难舍难分，任何形式的法治都是以一定的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政治立场为支撑的，任何时代的法治都会深深地打上那个时代的政治烙印，法治本身是一种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政治形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是确保我国法治坚持正确方向的前提。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提出：“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推进党的领导入法入规，着力实现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入法”就是将党的领导这种制度形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上升到国家法律层面，让党的领导于法有据，通过法律明确党的领导地位，规范党的领导活动，有序推进党的领导法治化。“入规”就是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通过制度来保障党的领导地位，推进党的建设，强化党的职责，全面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律和制度是全面贯彻实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双重保证，要进一步发挥人大主导立法的作用，突出政府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性，加快推进立法体制改革和立法机制创新，全面加强新时代的立法工作，特别加强重点领域立法，重视新兴领域立法，完善涉外领域立法，将新时代符合党的主张、人民意愿的新理念新思想，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转化为全社会共同遵循的法治准则，始终将党的领导作为我国法治建设源源不断的力量源泉。

　　为了更好地保证党对法治中国建设的全面领导，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时刻牢记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进一步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进一步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特别是立法机关要紧扣国家发展的实际，紧扣法治中国建设的需求，坚持质量与效率并重，使我国的立法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全面提升依法立法水平，让立法真正能够反映党的意志和人民的心声。要深入开展法治宣传工作，让法治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崇高的信仰，永远根植于人民心中。党员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的过程中，要发挥好“关键少数”的作用，必须有清醒的政治自觉，不断运用法治思维方式，做好法治中国建设的模范。党要成为带头守法的领头雁，始终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坚决维护国家法治统一、尊严、权威，切实保证宪法法律有效实施。

　　[本文系2019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保护的立法机理与制度构建研究”（19AFX021）的阶段性成果。]

竭力奉献具有文化“原浆”意味的作品******

　　【从新年首期选刊看文学新气象】

竭力奉献具有文化“原浆”意味的作品

——从2023年第1期《小说选刊》看当下小说创作特色与趋向

作者：张学昕（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如果作家一味沉迷“个体经验”的发掘和张扬，那么呈现时代性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现实的激情势必有所减弱，具有独特审美体验的叙事可能性也会渐显式微，文本叙述的故事、人物塑造、情感呈现的审美表现也将变得乏善可陈。也就是说，作家作为写作主体，倘若缺少属于自己对现实的“看法”和“识见”，将会导致作品的乏味。因为叙事一旦丧失对现实存在、经验的审美辨识度，就会成为对生活的简单描摹，其文字的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令人惊喜和振奋的文学叙事，需要文学经验的鲜活度和叙事结构的个性品质。进一步讲，当代小说的叙事方向，以及它所承载的美学的、精神的使命，显然已不是简单地书写作家与大众相近的生活场景，而是超出一般经验的审美独创，去不断发现时代的人性、心理、精神和灵魂的真实状况。

　　现在，从《小说选刊》2023年第1期新刊，可以感受到新时代文学叙事的新气象、新风貌、新状态。作家正通过自己的新文本，沉浸于“简洁而浩瀚”的生活，勘察时代、社会生活、人性内部的细节真相，呈现着时代生活的波澜万状。在这样的审美诉求和前提下，充分审视当下小说创作的实绩、整体面貌和个性形态，并将其置入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的“新时代文学”范畴进行考量，在审美自觉的维度上梳理当下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和写作新趋向，认真总结其价值、意义，是检验时代文学内在品质和发展的关键，更是对当代文学的期盼与召唤。

　　回到生活的原点

　　通读2023年第1期《小说选刊》可以看到，当代小说写作在主题、叙事气度、叙事方法、艺术表现力诸多层面，正在努力地摆脱域外小说经验和前辈作家母本的巨大影响和压力，作家们注重贴着生活写，追求文本的原创性，竭力奉献出具有文化“原浆”意味的作品，以此彰显精神价值和审美意义。特别是，作家凸显细部修辞的力量，力避浮泛的、矫情的叙事，选择自己发现、表现生活的角度。作家注重提升对现实生活的审美辨识度，让叙述穿透人的表层状态和行为，浸润到作为存在主体的人性、灵魂的肌理。因此，回到生活的原点就成为沉潜生活的重要路径。

　　沈念的短篇小说《金钉子》，以两位大学毕业后回乡创业的年轻公务员的视角，聚焦当代乡镇发展中的现实矛盾和境遇，表达出对乡土世界所面临问题的深层隐忧。小说着力书写乡镇干部石昱东带领农民发展村镇经济过程中，所承载的难以想象的压力和深陷的复杂处境。作品以写实的手法，描述夏甘午和施宗文面对镇长石昱东的“失踪”，发现、感受到乡镇发展的艰难，并认识到自身所应肩负的使命。

　　张鲁镭的《劝学外篇》讲述了四个陪读妈妈和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为了让孩子们能够考上重点高中，四个妈妈“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浑身解数。作品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并不着意于情节的铺排、气氛的烘托，没有宏大的视界，也没有深邃的哲思，只是呈现出生活原有的样子。这正是张鲁镭写作一以贯之的“小日子”特色。

　　俞胜的《金猴青羊》同样让我们体会到这种朴素写实主义的力量。作品主要讲述两个家庭为孩子操办婚事，通过男女双方家长暗自较劲、一争高下的过程，从侧面勾勒出沈阳铁西区普通产业工人的人生轨迹和心理历程。从“父一代”到“子一代”的生活样态，让我们感受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曾经的辉煌与落寞。从题材上来看，铁西区已经成为近年当代东北文学版图中的地标。没有悬疑叙事，没有传奇化的情节，而是以原生态的样貌，呈现出日常生活的真实底色，通过对细碎的日子的描摹，展现普通老百姓的情趣和情思，让艺术附着在生活的地平线上。

　　穿透现实的表层

　　透过《小说选刊》新年第1期刊载的作品，可以大致发现，当代作家善于将人性的探测仪深入人的灵魂，勘察当代人在个人欲望与灵魂构成的紧张关系中焦灼、怅然的内心困境，以及如何最终与环境、他人和自己达成某种平衡，进而建构生态和谐的社会景观。不过，人性如此深邃，小说家必须有自己倚仗的逻辑。作家可能不会按照生活的逻辑去“结构”生活，但是，他会有意打破我们通常的、惯性所引导的“常识”去认知和辨识。如何消解与社会、他人甚至自我内心形成的紧张关系？作家竭力给自己的主人公安排一条灵魂摆渡的通道，走出存在与灵魂的困境。

　　王凯《途中》里的营长在乘车途中与老首长唐风不期相遇，他们之间的抵触、尴尬、躲避甚至是恨意逐渐化解，敞开心扉，与自我纠结握手言和，踏上新的人生旅途。鲁敏在《知名不具》中将女强人梅楠的事业起落、情感沉浮设置为情节辅线，与“知名不具”对自己持久的隐秘关注的心理变化交织并行，最终在“知名不具”的死讯中，实现突破与跨越，将对“窗外风景”的眺望定格为生命中的永恒。作家选择呈现人在现实变迁背景下的遭遇、命运及人性的善恶，呈现出照亮现实的积极的价值取向，实现讲好中国故事的叙事诉求。卢一萍的《无名之地》描写的是遥远的边地背景下人性的状态，触及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方式、精神诉求与生存伦理、道德意识、法律冲突的边界。小说以此表达出即使在荒凉、芜杂的“无名之地”，依然存在强大的世道人心的伦理和法理，守卫灵魂的边地“兵站”何时何处都不会缺失。

　　徐皓峰的《门前宝地》讲述天津租界中武馆内部的矛盾、纷争及世事变迁背景下习武之人的道路分化。在这里，作者试图使用电影技术、武侠叙事的“密钥”，将武馆的兴衰恩怨拓展到社会的“江湖”。他将故事讲述得曲折离奇、悬疑重重、扣人心弦，充满传奇色彩。在“好看”的“剧本化”小说叙事中，诠释中华武德的精深奥义，弘扬其中蕴藏的传统文化精神和人文意义，展露出特殊生存环境里，大智勇者的胸怀、气度、从容的人生选择，叙事在历史打开中潜隐地回到现实，完成了对存在真意的洞见与抵达。

　　这些作品注重现实性、时代性，试图让读者谛听来自时代生活深处的真实声音，注重穿透现实的表层，洞悉到细节之下的本质，让小说这种具象的艺术，能够诗性表达生活的整体性和有机性。

　　凸显震撼心灵的力量

　　现在的小说，越来越致力于捕捉和发掘市井人生的沉郁、朴拙之气。作家在揭示生活表象背后人性的幽暗、人生的尴尬处境时，更加注意凸显叙事所具有的直击、震撼心灵的力量。

　　《小说选刊》新年第1期遴选出朱辉的短篇小说《玉兰花瓣》。这篇作品貌似写一个“人与狗”的故事，实则深刻地触及当代老龄社会普遍存在的生存困境问题。其中，世道人心、伦理、温情的真相之外，陡然滋生出许多人生苍凉，读来令人不胜唏嘘。失去老伴、晚年罹患绝症、得不到抱养女儿照料的莲香，长久以来只与“土狗”毛豆相依为伴。通人性的毛豆，总是口衔玉兰花陪伴她去墓地祭奠老伴。莲香离世后，毛豆每天坚持口衔玉兰花往返于玉兰树和墓地之间。莲香与毛豆之间人、犬相伴的故事，照见了世道人心的悖谬和伦理的塌陷。文本牵扯出老年处境的尴尬和精神“病理”，也深刻触及一个人内心最柔软、最脆弱也最执着地对自我尊严维护的念想。

　　黄昱宁的《离心力》，表面上书写几个年轻人有关租赁房屋的生活琐事，通过对生活可能性的“虚构”，凸显年轻一代价值观和伦理感的迥异，从另一种维度揭示生活表象背后人性、存在的尴尬，以及维系人的尊严的无奈感。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叙事对现实构成的强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力量。娜仁高娃的《瀑布》，选择两口子对远离尘嚣的山地的踏访，与年轻牧民巴格巴的邂逅，他们彼此唤醒的不仅是有关大自然、历史的玄想，还有各自关于情感、命运、尊严的生命记忆。津子围、颜洪斌的微小说《满绿》《城里有套房子》，以微小的体量，表现“简洁而浩瀚”的精神意蕴，凸现出作家对现实体验的抽象、概括的整饬力量。

　　文学作品是作家笔下文字与内在精神、审美文化的结晶体。作家叙事的天空，需要简洁、澄澈和深邃，需要具备人民性、时代性、人文关怀的精神格局和志向。这是我们对小说的期待，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小说努力的方向。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当代作家写作发生与社会主义文学生产关系研究”〔22ZD273〕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11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